莫言诺奖后首部作品《晚熟的人》出版 用小说讲述获诺奖后的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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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徐州新资讯
  自2012年获得诺奖至2016年,有人统计莫言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,参加过26次会议、18次讲座,题了几千次字,签了几万个名。作家苏童曾说,“诺奖”之于莫言是“桂冠”也是“枷锁”。盛大的荣誉,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事务困扰,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。不少人提到“诺奖魔咒”:得了诺奖就很难写出好作品。但莫言其实一直在努力打破这个“魔咒:“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,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。”7月31日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莫言新作《晚熟的人》,这也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。2020年,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,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。  “真假”莫言  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 《晚熟的人》中,汇集了他创作的十二部中短篇小说,都是莫言说给大家的“新故事”,依然取材自“故乡人事”,但面貌全新——聚焦当下,融入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。12个故事篇幅紧凑,却各有曲直,新鲜的、骁勇的、星罗棋布的叙述里塑造了一系列“应时而变”的人物,他们像是从我们身边走出去的人,健步如飞,从小说的这头一直奔跑到小说的那一头。12个故事有喜有悲,有荒诞有现实。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,从澡堂子、足疗室到网络空间。看完这12个故事,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,读者才恍然大悟,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,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。这一次,莫言的笔触延伸得很长、很远,但距离你我又是前所未有的近。 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“我”,《晚熟的人》延续了这一习惯。不同的是,这12个故事中的“我”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,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,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“诺奖”后的生活。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“莫言”,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,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,《红高粱》影视城拔地而起,山寨版“土匪窝”和“县衙门”突然涌现,“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,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,成了景点”。每天都有人来参观,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,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。 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,火了、忙了,不仅粟裕之死自己火、自己忙,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。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书中的“我”就是莫言本人。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,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。亦真亦假,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,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。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,莫言解释说:“小说中的莫言,实际上是我的分身,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。他执行着我的指令,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,我在观察着、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。”小说中的“莫言”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,偶然路过人生百态,对争执不予置喙,对善恶不妄定论,始终冷静,始终淡然。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,这些故事也因为“莫言”的介入更接地气,更加精彩。  在新作中,莫言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——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,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。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“英雄好汉王八蛋”,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。他们过于真实,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。正是这样一群人,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“常”与“变”。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,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。看完这12个故事,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,读者才恍然大悟,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,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。  莫言所写的时代,其中就有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。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,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“新人”。在《红唇绿嘴》中,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——网络“大咖”高参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,最擅长胡编乱造、添油加醋,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。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,让咬谁就咬谁,让捧谁就捧谁,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。高参有一句名言:“在生活中,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,但网络上,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。”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,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。对于故乡的变化,莫言很坦然:“将逝去的留不住,要到来的也拦不住。”时代变了,故事照讲,《晚熟的人》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“说书人”莫言。  身在“枷锁”之中的莫言  “获奖八年来,我一直在创作” 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,《晚熟的人》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,更加沉静平实,幽默松弛,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。 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,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,以“获奖后陷入沉寂”开场,以“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”结束。随着《晚熟的人》问世,“闭关”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:“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,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。”作家苏童说,诺奖之于莫言是“桂冠”也是“枷锁”,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,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。据统计,截至2016年,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,参加过26次会议、18次讲座,题了几千次字,签了几万个名。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,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。  然而即使身在“枷锁”之中,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。事实上,得奖八年来,莫言的创作一直没有停止。  2017年,莫言发表散文《马的眼镜》,披露了他文学领地的缘起与师承,随后陆续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等文学刊物发表了多篇小说、诗歌和剧本,展现了自己在散文、诗歌、剧本等不同文学体裁上的独特魅力。如2017年5月发表于《收获》的《故乡人事》(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:《地主的眼神》《斗士》《左镰》),2017年《人民文学》11期刊发的《天下太平》,2018年1月发表于《十月》的《等待摩西》,2019年于《上海文学》连载的笔记体小说《一斗阁笔记》等。2017年第9期《人民文学》,发表了莫言的文学剧本《锦衣》。诗歌《七星曜我》《鲸海红叶歌》《诗人金希普》《表弟宁赛叶》也于2017、2018年刊发于几个知名文学刊物。2019年末,莫言的新作诗体小说《饺子歌》发表于《北京文学》,全文以诗歌形式写就,共计五百多行。 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曾说:“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,他真的有一种力量,没有人会阻止他。”“诺奖”归来的莫言一直在进行文学上的探索与创新,充满了强劲的创作力量,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和研究者们宽泛的探讨和研究空间。莫言打破了“诺奖魔咒”吗?看了这本《晚熟的人》,相信每个人自有答案。(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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